《书指》 書指

书指 明 汤临初 　　●卷上 　　书契之来，原于画卦，形势生于篆籀。字则自少而入多，法则自难而趋简。淳薄渐更，世代非一，溯观作者，可得而言。至于心手相师，笔墨无间，穷生成之用，极神化之模，无古无今，苍颉所不能易，佐吏所不能废。自昔名书，未经向人拈出，苟非窥测有限，实由缄秘自私。虽造化之巧，未易尽泄其藏，意千古以还，必有独行不谬者。予学书垂三十年，目穷手诣，颇详其指，聊述一二，以示来叶，且冀同志者览焉，因共质辨尔。 　　今人初学临池，皆称右军。至问右军佳处，不过曰龙跳虎卧、登峰造极已耳，不知掩前绝后，正当何在。能于右军妙境识其肯綮，便许于书家具只眼。 　　大凡天地间至微至妙，莫如化工，故曰神，曰化，皆由合下自然，不烦凑泊，物物有之，书固宜然。今观执笔者手，运手者心，赋形者笔，虚拳实指，让左侧右，意在笔先，字居心后，此心手相资之说。特作字之法，非字之本旨。字有自然之形，笔有自然之势，顺笔之势则字形成，尽笔之势则字法妙，不假安排，目前皆具此化工也。锺、张以来，惟右军以超悟得之，故行、草、楷则种种入神，世人但见其可喜可愕耳。 　　今之真书，古所谓隶；今所谓隶，古所谓八分。分则小篆之捷，隶又八分之捷。古篆变而为秦篆，秦篆变而为八分及隶，隶变而为急就，以便简牍，即行书之险捷者也。行流而入于草，颠、素又草之狂纵者也。姜尧章谓作行草亦须略考篆隶，此不足知书。夫行草不能离真以为体，真不能舍篆隶以成势，习尚不同，精理无二。譬之树木，篆，其根也；八分与真，其干也；行草，其花叶也。譬之江河，篆，其源也；八分与真，其滥觞也；行草，其委输也。根之不存，华叶安附？源之不浚，委输何从？故学书而不穷篆隶，则必不知用之方；用笔而不师古人，则必不臻神理之致。古人论书专言用笔，既知执笔，而又能用之，功过半矣。孙虔礼云：真书以点画为形质，使转为情性；草书以使转为形质，点画为情性。点画使转，皆笔也；成此点画使转，皆用笔也。小而偏傍，大而全体，有顺利以导，而天机流荡，生意蔚然；有反衄以成，而气力委婉，精神横溢。顺之不类蛇蚓，逆之不作生柴。方书而形神俱融，成字而飞动自在。此造化之工、鬼神之秘也。且以篆、隶言之，古人制笔以半竹为之，谓之不聿，故其为字，象人持半竹之形，以漆代墨，笔虽刚峭，墨则濡迟，作字之时，随其向方，上下左右，钩环转换，向背离合，各有自然之势，虽巧匠任心，不能加损其间。此书之本体也。故作意在左，则下笔向右，作意在右，则下笔向左；结束在下，则上必蹁跹，上体既尽，则下必流易；见左畔奔驰，则知右有馀力，观上多著意，则知下自宽闲。以至隶有蚕头，由下笔反挫，顺笔平行，燕尾自出，盖恐笔墨不行，故就承上起下之中，因势立法，成书中间毫无己意。尝见往时以八分名者，作径尺书，皆手腕著纸，于一画将尽，各停手掣笔向外而作燕尾，此何异不栽培于春夏而责成于秋冬也；抑劳矣。故篆、隶有起伏，即真、草有牵掣；篆、隶有首尾，即真、草有波磔。向背转换，尤不待假借而始知。今人作篆、隶，用笔稍偏，不能成画，何独于行草而疑之！故真书如黄庭经、兰亭集叙，皆势从笔顺。象逐心生，见其落笔，即知全体，甫思承前，即寓起后；晔如春华而泯藻缋之迹，灿若神明而无变幻之奇。草书如十七帖、王略及官书诸佳者，游龙惊鹄，矫矫不群，流水行云，翩翩自逝。离之则一处一法不为竞巧，合之则醉心醒目若出一时，可谓极用笔之妙矣。究其所自，皆缘陶铸篆隶，独观玄诣，顶门一针，意象俱泯。照映千古，集厥大成，不亦宜乎！世人不得其门，动生退恧，犹为自知。苟昧藏锋之诀，乏生动之姿，妄意模拟，遂成软熟。唐文皇以无骨为讳，稍存风力。圣教一序，经怀仁之手，便同欧率更滥觞之渐。文皇搜览极富，自谓深知笃好，犹不能入其堂室，况其他乎！ 　　古人书，自篆、隶而下，必须悬腕，虽作小楷，无不皆然。所以不著之言论者，以无所复事，不虞后世之不察一至此也。盖腕悬则掌自虚，掌虚则笔自直，而众指俱得力为用，指各得力，则前后左右轻重疾徐罔不如意，此不易之谈，中庸之道。然指欲可用而不欲用，能动而卒不动，方寸以下，运之在腕而不觉腕之劳，径尺以上，运之在肘而不藉肘之力，此玄解斫轮之喻，彻上彻下、一以贯之矣。学者诚寻绎斯旨，博涉泛观，冢笔池墨，所谓鬼神通之，何患不臻其妙！俗书乃谓执笔欲紧，腕着纸则有力，自相授受，目为前代典刑。习之既久，腕骨掌心皆生重趼，虽使九华与居，何益成败之数矣。 　　晋、魏名书手迹，既难复睹，至如流传刻本，辗转相沿，人璧户珠，莫可穷诘。下者无论已，即阁本所摹，米南宫尚多指为赝作，矧真书点画细小，临拓为难，讹舛相袭，尤易误人。所贵得之心目之间，求之象数之外，以古人视古人，不以今人律古人，庶几不谬所从适矣。且如元常真书，如宣示、戎路、雪寒诸帖，详其用笔，绸缪委至，情意款密，盖由结体尚似八分，故沉着处独冠诸家。右军得之，加以潇散，遂如光弼将子仪军。世或谓锺体扁而右军体长，不知长短间正非所论也。伯英、休明，右军所师，今其书不可概见，意右军简淡处，从二公来为多。不然，木叶树皮，讵可易尽也。大抵习以时变，质由文改，汉、魏之书，朴茂犹在，右军承之，可谓郁郁乎盛矣。然质文之变，自是形格小异，用笔之精，迨今莫之易也，况晋唐而上乎。故知以古为师，虽或不迨，去时人则远矣。 　　真书点画，笔笔皆须著意，所贵修短合度，意态完足。盖字形本有长短广狭，小大繁简，不可概齐，但能各就本体，尽其形势，虽复字字异形，行行殊致，乃能极其自然，令人有意表之想。然又须仿象规矩，平均点画，使有墙壁，然后求工，庶成正果。今人未知执笔，妄逐时好，目不睹古人之迹，心不悟点画之方，谬加己意，自谓新奇。遂令散漫无端，颠末不属，虽异书佐，亦奚取焉。大抵真书不熟，手下犹能逮心，贵在模拟精之而已。行草则生意由笔底，变化在目前，使非工力至到，鲜有不临楮窒碍者矣。余尝以射喻书，最为端的。盖古法者，正鹄也；笔者，弓矢也。视之者目，运之者心，发之者手也。即使天下之拙射，持弓执矢，向的而立，的在目前，心未尝不期舍矢如破也。乃百发而不一中，则非弓矢之过也，发之无法与得其法而习之未熟也。故善学书者，其初不必多费楮墨，取古人之书而熟观之，闭目而索之，心中若有成字，然后举笔而追之。字成而以相校，始得其二三，既得其四五，然后多书以极其量，自将去古人为不远矣。禅学贵悟，诗学亦贵悟，唯书亦然。诗有别才，书学亦有才。即如丰考功、祝京兆二公，俱以书称，丰见帖为最富，工夫为最深，祝之模拟似所不逮，而书迹辄过丰者，祝才胜也。今人有竭精此艺，颇知法古而卒无成名，盖才实限之。乃归咎手拙，误矣。 　　右军书于发笔处最深留意，故有上体过多而重，左偏含蓄而迟。盖自上而下，自左而右，下笔既审，因而成之，所谓文从理顺，操纵自如，造化在笔端矣。故不雕琢而新，不挥霍而劲，不矫激而遒；手舞足蹈不害为倾欹，冠裳佩玉不病其拘检，奇形异状不失于纵诞，冲玄平淡不流为枯槁；若化工之于万类，浓纤质冶各极其趣，而特因物赋之而已。故人见其字体，一成若不可易，不知右军能极尽其自有者耳。想其平生不出以示人，有子如子敬尚欲俟其自悟。故子敬书豪爽迭宕，特以求胜于父，正不知坐此乃为失之也。岂家鸡是厌，固不如好野鹜者耶？真大醉之言，可谓痛着一鞭矣。而子敬竟不悟，才固有独至者也，况后世乎！ 　　字本无分骨肉，自笔阵图传，后世乃屑屑为言。不知骨生于笔，肉成于墨，笔墨不可相离，骨肉何所分别。人多不悟作书之法，乃留意于枯槁生硬以示骨，效丑于浓重臃肿以见肉，二者不可得兼，并其一体而失之。不知古人之书，轻重得宜，肥瘦合度，则意态流畅，精神飞动，众妙具焉，何骨何肉之分也！唐文皇讥子敬之无骨，不言多肉，意亦可见。故评书者但当以枯润劲弱为别可矣。 　　锋在画中，则左右皆无病，此书家精一之传也。作篆隶，于此法更不容毫发假借。唯大篆下笔须尖，及收笔又须锋出，则知一得笔行，便收归画中，以为掣笔之地，盖起伏转换，自然之势如此。今观二王落笔处，多有侧锋向外者，昧者但谓侧以取妍，不知落笔稍偏，正所以济正锋之不及，未几而卒归于正。间有一画全偏者，随以正锋承之，所谓出奇应变，偶一为之耳。若谓侧笔专以取妍，则是藏锋书绝无姿态矣，可乎？ 　　书之大小，本无二法，自仲将登凌云，垩帚成飞白，始称大者愈难，世因目为署书，似是自成一家。其实大字收还即成小字，小字展放即成大字，但须气足以盖之。眼底有成字，即一笔书就，乃免钩勒近俗耳。 　　唐诸书家，当以虞永兴称首，欧、褚、薛正相次。永兴庙堂真书，圆秀浑成，深得右军三昧。率更用笔极为不苟，警策奇峭，其所独得，唯于起止转折处颇露圭角，晋人之法于是小变矣。褚河南雅尚姿媚，其用笔又异率更，盖是手指转动笔锋，雕琢而成，婵娟罗绮，溢纸动心，而古法之亡过半矣。观米氏父子沿袭馀波，不待末流始为申、韩也。严沧浪有云：论诗以李、杜为准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故予论书一以右军律诸家。倘有以夸诞罪我，何敢辞焉。 　　●卷下 　　姜尧章云草转真折，其言已谬；又云真以转而后遒，草以折而后劲，直长语耳。夫真不可折，犹草必用转，书之古今高下，正系于此。书固以转而后遒，实不因折而始劲。若谓劲生于折，则古法澌尽矣。盖遒，如人之一身筋脉联络，精神贯穿，可以骑射驰骋，可以上竿踏壁。劲，如人臂强足健，坚实凌厉，止属遒中一节。故有劲而乏遒，未有遒而不劲者也。唐自欧、虞、褚、薛而下，迨乎颜、柳，亦犹诗之有晚唐矣。二公见前代作者法度森然，不师其意而泥其迹，乃创作一体，务以雄健加人，遂使晋、魏萧散温润之风一切委地。在当时即称为干禄书，已不免佐史之讥。昔人谓诗家之视靖节，犹孔门之视伯夷，以晋、魏而视二公，又不侔矣。 　　本朝沈氏兄弟，学古而失之，遂成浅俗。姜永嘉学沈而不得其流丽处，辄复参入颜、柳二家。永嘉不足深辩，作法于凉，只可为颜、柳惜耳。江河万古流，自不可废，其盈其涸，故不在畎浍间也。 　　书贵质，不贵工；贵淡，不贵艳；贵自然，不贵作意。质，非鄙拙之谓也，清庙明堂，大雅斯在是已。淡，非浮易之谓也，大羹玄酒，至味存焉是已。自然，非信手放意之谓也，不事雕琢，神气浑全，险易同途，繁简一致是已。大凡古人书，初览似少意味，至于再至于三，精神益生，出没始见。近世书，伸纸一目，殊觉可喜，展玩稍久，疵颣毕陈。此何故焉？今之浮俗者多，古之沉着者胜也。要之文章与时高下，书亦宜然。但能一意法古，梦寐求之，久之必有所合，恐无俟借材于异代也。 　　宋人评书，犹其论诗，多不可据。馀无论也，苏、黄、米三公可谓博观深诣矣，乃其言不能无弊。长公以鲁公比子美，以为能事已毕，遂终身委质焉，宁谓后世无人乎？瘗鹤铭书极冲淡之趣，鲁直学之，颇得其疏秀处，如登览诸刻，直超长公而上之。若草书，则学藏真而不至误藏真者也。米南宫论书甚刻，父子一师褚河南，至谓河南非欧、虞所能比肩，则过矣。祝京兆真行尽出二王，独颠草由于鲁直吴人，以其易学，益赝作以杂之，是京兆以草书自掩其名也。 　　元赵吴兴书，世谓早学师宜官，晚学李北海。师宜官不可得而知矣，今观吴兴真行得意处，本出大令，北海固不得而臣之也。所不可知者，妍丑错陈，瑕瑜互见，恐是少作，循名者早为流播，遂使人目为吴兴体耳。又云吴兴见鲜于伯机书，始知上学晋、魏。今伯机书固多有也，即使吴兴见之而始改所从，可谓青出于蓝矣。 　　论画者先观气，次观神，而后论其笔之工拙。世固有笔工而神气不全者，未有神气既具而笔犹拙者也。作书既工于用笔，以渐至熟，则神采飞扬，气象超越，不求工而自工矣。神生于笔墨之中，气出于笔墨之外。神可拟议，气不可捉摸，在观者自知之，作者并不得而自知之也。 　　书必先生而后熟，亦必先熟而后生。始之生者，学力未到，心手相违也。熟而生者，不落蹊径，不随世俗，新意时出，笔底具化工也。故熟非庸俗，生不雕疏。今去汉、魏、晋人数千年矣，人间翻拓既已失其真矣，具眼者一见佳本，便觉触目醒心，恍若对面同时之人，响拓临摹竟不得其仿佛，此则生之说也。故由生入熟易，由熟得生难。书者心画，此扬子云之言也。柳诚悬因有心正笔正之说，宋人遂据以为断案。此似然而实不然也。譬之以木石为人，衣冠坐立描写极似，非不俨然庄肃也，而色笑蹈舞一之不具，即庄肃何取焉？晋人虽称蔑弃礼法，至于作字，实其用意处。张怀瓘评中散草书加右军数等，使非功用精密，何以至此？已不类其为人矣。若概以为简堕使然，则不作可矣。右军在晋最娴经世，颜之推谓其人品最高，惜为书所掩。右军之比中散其人又可知。乃其书则风流蕴藉，翱翔物表。盖法有固然，不必斤斤以心术为校也。世有文章德业晔然名世者，即不事铅椠，举而登之锺、王之列，其孰从而信之？急就为古人绝学，至本朝唯宋仲温以此得名，甚自矜重，秘惜其法，不以语人。今观其书，作意太过，乏古人不尽之味，盖急就中之颠、素也。蔡中郎八分书，平画及波皆极长纵，笔势无复馀剩，其法类世所传曹娥碑，瘗鹤铭实祖之，锺太尉又入以行书流动之趣。盖八分体本简古，故运笔欲得疏畅。急就之法，萌芽于此。既作急就，则已浸淫草书，必须收敛斩截，便易痛快，使有苍然之色，不待倾侧牵引以为奇也。不然，则直作近草可耳。此书家之微旨，辄尽发之。 　　颠、素并称，自昔已然，不知长史非藏真比也。智永书法承受有绪，藏真从而光大之。圣母之与自叙，体制不同，而各极其分量，盖已超凡入圣矣。长史笔多偏枯，所得古法盖少。今有学藏真而失之者，似从长史门墙中来，为弊非一日矣。学者诚能于篆隶而下，遍观名书，从头一一理会，自然目中如辨黑白。言说虽多，要之无益，故不能画而语画，不能书而评书，皆妄也。 　　秦程邈始为隶书，今官本所载，米南宫虽指为伪作，然形体实不可废，即今真书也。后汉王次仲始为八分。蔡琰云：割李斯小篆去八分存二分，故名八分。是隶法居十分之八。据此则隶应先出。曹喜、蔡中郎俱后汉人，想其世代相次，一时流传，互相习学，俱师次仲亦不可知。但谓隶是八分之流，真书又与隶不类，则不应斯、籀古篆尚存见闻，而隶法绝无基绪。古人书谱品目悉具，卒无专举正楷为言者，此明隶即真书无疑。要之程邈作隶时，去篆法未尽，八分既出，隶反近之。不若晋、唐以还，一洗篆法，别成堂奥，故昧者相沿不能自决耳。又张怀瓘云：秦王次仲始作八分，非后汉之次仲。则八分固与隶书并出矣。大小二篆生八分，子美盖有据云。 　　世传右军好鹅，莫知其说。盖作书用笔，其力全凭手腕，鹅之一身，唯项最为圆活，今以手比鹅头，腕作鹅项，则亦高下俯仰，前后左右，无不如意。鹅鸣则昂首，视则侧目，刷羽则随意浅深，眠沙则曲藏怀腋，取此以为腕法而习熟之，虽使右军复生，耳提面命，当不过是。非谑谈也，想当时兴寄偶到，且知音见赏，兼为后世立话柄耳。或者以为昙\<石襄\>鹅群，羽毛有异，故特好之，何殊说梦耶！ 　　学书最忌近俗，诸体皆然，真书尤甚。徐东海谓大蹙令小，小放令大，疏肥令密，密瘦令疏。此最误后学，书家之罪人！